19世纪中叶，准确说是1855年，有一位叫特特·戴斯高坦(1826－1913)的法国传教士，从欧洲远道来到中国西部，在当时的西康地区传教达58年，总结他毕生的传教历史， 给后世留下一句并非他独创的名言：“骗一个藏人要用三个汉人，骗一个纳西人要用三个藏人”。 人们不禁要问，素来被人公认是忠勇诚实的纳西人，怎么在欧洲人心目中成了“狡猾好辩”的人呢？原来，这位传教士雄心勃勃，要到野蛮蒙昧的边远地区传播上帝拯救人类的福音，使之文明开化，归顺基督。 不料，他苦心说教近六十年，而信徒了了无几， 更无一个纳西人入教。于是， 他不无失望地留下那句俏皮话， 以掩盖他那莫名的沮丧。

其实，纳西人绝非狡结之辈，他们崇拜自然神，乐天知命，自称是祭天的子民，有一套自己的宇宙观和人生观。他们对自然和生命的热爱，足以使虚幻的耶酥基督豁然失色，淡然寡味。据说当初传教士来丽江之时，纳西人并不排斥，而是让其住下，和睦相处。但你传你 的基督教，我信我的东巴神，到头来那耶酥还是耶酥，东巴仍是东巴。

与基督教相比，佛教在丽江要算走运得多了。据史料称，汉传佛教大约在元朝时传入丽江，这肯定是佛教进入昆明与大理地区之后，由南往北，传到丽江。但由于汉传佛教学识深奥，戒律严格，它的传播必须以较高的汉文化水平为前提，而那时的纳西平民对汉文化了解甚少，更谈不上普及，所以虽然汉传佛教进入丽江，但也仅仅是进入而已。

明朝时候， 纳西上层热衷学习汉文化， 采取了送子弟到成都昆明进修深造等措施，出现了能用汉文吟诗作画的知识分子。同时中央王朝的移民政策，便内地的能工巧匠、僧侣、文人等加入到纳西族行列，于是就产生了一批寺庙，出现了一批僧人，如土司木增就皈依过佛教，隐居芝山的福国寺，但释迦事业仍未能达到兴盛状态。

到了明朝末期，中央王朝渐呈强弩之末，他们被内忧外患所困，无暇远顾。这时候，藏传佛教－喇嘛教由北往南，乘虚而入，占领了丽江宗教的统治地位。藏传佛教具有政教合一的优势，活佛即是最高统治者，佛教组织拥有政治、经济、法律等实权。一经产生，就能迅速发展，而且藏传佛教不祷汉文化来传导，藏族与纳西族又有长期交往的历史，彼此熟悉对方的风俗习惯。于是，喇嘛教在丽江得到迅猛发展，号称丽江七大寺的福国寺、文峰寺、指云寺、玉峰寺、普济寺、兴化寺、灵照寺等，在丽江各占一个山头，香火不断。 纳西人中兄弟众多而贫穷无助的； 逃避兵役而遁人佛门的；无论是自愿还是强迫，总是源源不绝。据考证，丽江是中国现代冰川的最南端，也是喇嘛教分布的最南端。它是汉藏文化的交汇点，所以丽江喇嘛寺及其文化具有诸多特点，弄清它，对研究整个喇嘛教具有重要意义。

当然，纳西人不似藏族人那样虔信活佛，除了请喇嘛们做些佛事外，在众人眼里，喇嘛无非是个特殊职业者而已。有的纳西子弟被指认为活佛转世，也不愿去就职，不愿去受那份苦，结果就出现了喇嘛寺里无活佛的独特现象。( 因为活佛一旦指认，就不能更换，只有等他去世后才能产生新活佛），金碧辉煌的喇嘛寺，在纳西人心中，与其说是佛门圣地，不如说是个秀丽幽静的风景区。闲暇时候，都愿意到那里游玩观赏，看看茶花，避避酷暑，心中无佛，只是借题发挥而已。

话虽如此，但也不是说纳西人在喇嘛教中就不会有成功的典型。普济寺大活佛圣露(1871－1941)，便是地道的纳西人。他的俗家在现今丽江白华金龙村，五岁时被指认为普济寺活佛转世灵童，22岁时前往拉萨学经深造，以其博闻强记，德行皆优而深受噶玛巴的喜爱，被挽留在拉萨长达20年。三十年代， 圣露活佛来往于昆明、南京、重庆等地， 讲经说法，宣扬抗战，并与当时的党政要员和佛教领袖有深交，曾任中华佛教总会，云南分会丽维分部会长；任“蒙藏联合慰劳抗日将士代表团”副首席代表。1936年，应龙云之请，书写四块藏文经，镶于鸡足山楞严塔上，可见其名声地位之非同一般。与圣露活佛同时同代同民族的还有另一位高僧正修和尚，则是丽江汉传佛教空前绝后的领袖人物。大约清代，丽江改土归流后，流官知府大力开发文教事业，使汉文化得到普及。于是，在汉传佛教进入丽江500年之后， 终于在清朝末年出现了繁荣气象，这其中的功劳首推正修大和尚。

正修生于清同治已巳年(1869年)，他的俗家在现今丽江白华吉来村，与圣露家一河之隔。他12岁出家，拜丽江金山寺学渊和尚为师。24岁时在鹤庆龙华山受戒，他的宗号叫传杰，法号叫真空。后来云游四海达十年，到过佛教四大名山，即五台山、峨媚山、九华山、普陀山，以及天台山、武当山等天下名山。并与近代著名高僧虚云(1840－1959)同在北京龙泉寺参禅，与之结下“同参”友谊。回滇后，在昆明协助筇竹寺大和尚梦佛请虚云来滇讲经；在禄丰县倡办念佛会； 在大理又请虚云讲经； 回到丽江，维修金山寺大殿，并倡筑戒坛，在丽江第一次举行传戒仪式。 1907年，协助虚云和尚修建鸡足山祝圣寺，使之成为鸡足山第一大寺。时人称正修为“佛门栋梁”、“滇南高僧”。

20年代末， 金山寺失火，使正修的伟业毁于一旦。 但他雄心不死，又在文笔湖边修建正觉寺，惨淡经营十余年后，于1948年在正觉寺圆寂归西。

还在金山寺时期，正修就招收了徒弟，聘请丽江名士唐尚贤(丽江东元人)，讲授文化课，其中出类拔萃者，有徒孙诗闻(慈云)，曾到北京、南京、福建佛学院学习深造，出版过《讳闻尘影集》一书。抗日战争时号召爱国僧伽抗日，是国内知名的爱国法师。谛闻思想敏锐，文笔犀利，才气横溢，诗文出众，是卓有成就的纳西族知识分子之一。他当年在宁波佛学院时的讲演稿，号召僧伽抗日的文章，写给方国瑜的书信，以及其它散文、诗词、楹联，无不透射出他的智慧的光芒。谛闻1942年还俗从教，落籍四川，1983年病逝于四川古商县。

当谛闻还俗，正修圆寂的时候，另一位纳西族僧人圆空法师(1911－1980)，却在鸡足山升任“鸡足山佛教协会会长”。他是丽江文华文笔村人，早年出家到鸡足山，是鸡足山现代名僧之一； 然而，随之而来的旧时代的结束，新社会的开始， 从此佛教屡次被政治运动冲击。及至十年“文革”，可以说是彻底衰败。虽然后来圆空法师又有充任州政协委员的荣幸，但总也抚不平“插队落户、劳动改造”的创伤。与此相似的还有昆明筇竹寺的光亮法师，他是丽江长水村人，早年随谛闻、普泽(慈霖)等出山求学，后流落昆明筇竹寺，历尽九灾八难，也曾任过市政协委员，但既不能普渡众生，也不能保全自己，寂然去世。

应该说，纳西人对外来宗教，也如对外来文化一样，持开放吸纳态度，而且以纳西人的刻苦好学之长，在宗教领域也卓有建树。然而，这只能证明纳西人良好的可塑性而已;时至今日，汉传佛教在丽江只留下几个寺庙名称;喇嘛寺虽因处风景名胜之区，在惨过涂炭后又起死回生，勉强立了门户，但后继乏人。

至于基督教和道教，前者留下几个会说英语的老师，后者留下一部适合纳西口味的洞经音乐，并在白沙乡的大宝积宫留下一堆儒学、道教、佛教混合为一的壁画，也算雁过留声，有一点可供研究的资料。

外来宗教终于在丽江衰落下去， 它说明在不具备一定社会历史条件的地方； 再美好的理想也是空的。同时，它也证明了，只要纳西人想做的事，总能做出点不同凡响的名堂。当年传教士的失望，正是纳西人的希望。不幸乎？大幸也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