光绪二十九年(1903年)阴历五月二十七日，北京紫禁城保和殿内，经济特科考试一论-策的复试正紧张进行着。首场试题为《周礼农工商诸政各有专官论》，次场试题为《恒宽言：外国之物内流而利不外泄，则国用饶，民用给；今欲异物内流而利不外泄，其道何由策》。不少考生接到考题后，纷纷眉头紧锁、暗自思付。只见；位青年手里轻轻地研着墨，心中早已成竹在胸，等墨磨好，他提笔挥毫，将一腔思绪汇于笔端，写下了洋洋洒洒的万余言。文章阐述了他对富国图强的观点主张，立论精辟、旁征博引，加之文采斐然、书法工雅，博得了阅卷大 臣们的交口称赞，一致取它的作者为一等第一名。即经济特科的经济状元。这位年轻人，便是云南人氏袁嘉谷，这一年他31岁，成了云南开科取士以来的第一个状元。

　　袁嘉谷的家乡，是素有"文献名邦"之誉的云南省石屏县城，这里不但山清水秀，更以文化教育发达而闻名，先后出过许多知名学者，且科举入仕的人家数量众多。187 2年8月23日，袁嘉谷出生在石屏的一户生意人家，他在兄弟中排行第五，所以取字树五。袁父虽然是商人，平生却酷爱读书、藏书，不惜重金购置了大批经史、诗文书籍和历代碑帖，供子孙学习。"文献名邦"的耳濡目染与父亲嗜书如命的熏陶，使得袁嘉谷自幼便勤奋好学、见解超群。他跟随几位各有所长的兄长分别学习经史、诗文、书法，汲取他们的长处，学业提高很快。

　　从16岁开始，袁嘉谷参加科试、岁试三度夺魁，被作为高才生选送到昆明经正书院深造。经正书院是清未云南的最高学府，荟萃了本省的一流学者，袁嘉谷在这里得到了许印芳、陈荣昌、朱庭珍等著名学者的指导，再加上个人的刻苦钻研，在汉学、经世之学以及诗赋等各方面都有了长足进步。因为他在经正书院的考试中每次均名列第一，被同学们亲切地尊为"课王"。1894年，袁嘉谷中了举人，消息传来，他当即吟诗表达了自己的一片雄心和抱负："从学昆华后，争长试院中；云程自今始，文阵让谁雄?技果万人敌，名高五老峰，秀才任天下，勉力古贤同。"

　　几年后，袁嘉谷受保荐参加全国的经济特科考试，他满怀着为国为民，经邦济世的宏伟理想，千里迢迢奔赴京城，果然成了经济特元。当时的云贵总督魏光亮为了表彰他并勉励云南学子以他为榜样，亲笔题写了一块"大魁天下"的金匾，悬挂在昆明城南的聚奎楼上。后来，"状元楼"作为一个地名流传下来，提起它，人们总是不由自主地想到袁嘉谷。

　　1904年，任翰林院编修的袁嘉谷被清政府派往日本考察学政，为期一年。归国后，他先任学部副提调，主持教育改革，又任编译图书局局长，延揽了翻译家严复、金石学家罗振玉、大学问家王国维等一批学贯中西的知名学者，在短短4年内，为我国大、中、小学校编译出版了大量新式的教材与参考书。这些教材既充分继 承了中国传统文化，又兼收外乡，国教材的众家之长，'因而受到全国各地广大学生的欢迎。在北京生活的6年里，袁嘉谷还先后兼任了国史馆协修、学部参议、候补丞参、实录馆协修官等一系列职务，他为官清廉、尽心尽职，虽然生活比较清贫，却也自得其乐。

　　1909年，37岁的袁嘉谷调任浙江提学使，不久又兼任布政使，因为他是历代浙江提学使中最年轻的一个，所以被当地人称为"小学台"。他在浙江十分重视兴办现代教育，并竭力搜集、整理文献，发展文化事业。任布政使则始终遵循"任官惟贤，节用爱人"的宗旨。革除陋规，秉公行事。1911年，浙江发生水灾。袁嘉谷私人捐出800两白银赈灾，并且在他的大力支持下，杭州创建了孤儿院。袁嘉谷的所作所为，为他赢来了"清廉之 士"的美誉，在他离开浙江许多年后，这里的父老乡亲仍对他感激不已。

　　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，结束了清王朝的统治。1912年，袁嘉谷携家眷回到了故乡云南。他先后被聘为省参议、云南盐运使、省政府顾问等职，其间还曾作'为云南省国会议员代表赴京议事。但袁嘉谷的志趣不在为官，他将自己主要精力用于学术研究和文化教育之上，编写了许多学术著作，文学、文学、书法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就。他投身教育事业为云南培养了不少有用之材，创作了大量诗歌，成为云南地方文化史上的一颗璀璨之星。

　　袁嘉谷的学术研究，以史学方面的贡献最大。他认为，史事要求绝对的真实，不能虚饰妄托"、 "怪诞不经"、"附会荒唐"、"淆乱是非"，对于各个历史时代，各方面有杰出贡献的历史人物，应当在新编写的历史书中分门别类地详细列出，以帮助"行善诛奸"、"人心自省"、"世界日进"。

　　面对我国西南边疆不断遭到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与蚕食，袁嘉谷提倡通过研究云南的历史与现状、研究云南与外国的关系来为保卫边疆服务，这种类似于区域文化研究的学问被他称为"滇学"。他心怀对于桑梓的一片热爱，博览经史子集群书，注意采集其中关于云南地方史的资料，融会贯通，著成《滇绎》一书。书中辑录了各类史书、文集、笔记、游记等文中与云南相关的材料，对云南史事多作辨析考证，并记述了云南历代各方面的杰出人物。1928年出版的滇绎》四卷，成为袁嘉谷一生的重要著作之一。20世纪30年代初，袁嘉谷应云南通志馆 的聘请，写成《云南大事记》一书，全书以云南政治、经济、文化、社会的重大变迁为准，记载了云南从唐尧甲辰到清宣统辛亥年(1911年)共记4268年史事。对于政治得失、建置沿革、风俗变迁的考证极为详细。逝世前夕，袁嘉谷还编成了倾注他对家乡之情的《石屏县志》。这部县志被誉为"滇省各县志之冠"，是他留给故乡的一份珍贵的礼物。他后半生对于"滇学"的大力研究，为后人留下了一笔宝贵的文化遗产---400多卷著作。这些文化瑰宝，已载入了云南的文化史册。

　　自1923年东陆大学(云南大学前身)创办，袁嘉谷便被聘请任教，因为学校为私立，他不但授课不要钱，还把自己多年来节衣缩食积攒下的1000元捐出作为办学经费。直到1931年东陆大学改为省立云南大学。他才开始领薪水。袁嘉谷在学校任教，直至逝世。他所讲的课程，主要是经学和史学，还有诗学。他以渊博的学识在广大师生中享有崇高的声望，不仅文科学生爱听他的课，其他各科学生乃至许多校内外学者纷纷慕名前来听课，使得学校可容纳五六百人的至公堂常常座无虚席。他因材施教，不拘一格，循循善诱、耐心教学的风格受到了学生们的欢迎。对于那些家庭贫寒，被迫面临辍学的学生，他慷慨资助，使之完成学业。任教十四年，他培养了数百名学生，不少人后来取得了相当的成就。他的学生李乔成了云南的著名作家，张希鲁在文学、历史、考古等学术和教育上都作出了一定贡献。另一个学生浦光宗是云南早期地下党员，不幸被捕关在浙江监狱，蒙他多方营救才得以获释。袁嘉谷还先后将郑鹤声、方国瑜引荐到云大任教，后来他们一个成了研究郑和的专家，一个成了云南地方史和民族史研究方面的学术泰斗。袁嘉谷自童年作诗，一生写诗800余首，算得上是云南近代史上创作丰富的诗人。他的诗或歌咏故乡与祖国山河，或评史抒情，或吟咏地方掌故，或感慨社会时事，或应酬亲友僚属。其中又以写景、咏史、叹时的诗歌数量最多，这些诗纷纷凝聚着爱乡爱国的感情与悲壮雄阔的色彩。他不仅写诗，而且评诗，晚年专门写有一部随笔体的诗歌评论著作《卧雪诗诒》。

　　袁嘉谷12岁时，便跟随三哥嘉奠猷习字。初学欧阳询，后来学王羲之，又兼学米芾、颜真卿、褚遂良，自创一体，他的书法笔力坚韧、气势刚健，被称为"袁家书"，云南各地远至江苏、浙江、北京、日本的人都登门求字。每逢游览名胜古迹，他常常攀岩题字。北京、江浙、云南的许多地方，留下了他的不少手迹。昆明的翠湖、大观楼、黑龙潭、西山等地，都有他书写的匾联和石刻。

　　1937年12月，病榻之上的袁嘉谷还牵挂着遭到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祖国的安危，他由病中起草《责倭寇》一文，声讨日寇的暴行，可惜这篇没有完成的文章成了他的绝笔。23日，袁嘉谷溢然长逝，走完了他历年的人生历程。然而，他的冰雪人格、满腔才华和缱路乡情，永远为故乡人所铭记。